地下助孕背后的法律和伦理困境

  2016年8月25日,澎湃新闻记者针对上海地下助孕现象做了近两个月的暗访调查。此前有多组数据显示,中国地下助孕市场在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发展。亦有媒体直接披露,每年1万左右的人口是助孕诞生。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与此前的总体状况描述并无二致,记者发现,在有人花费数十万甚至百万元求子现象的背后,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整形成的灰色产业链。当然,由于目前中国依旧全面禁止助孕行为,所以在监管层面也暴露出不少漏洞和不足。

  2016年5月,上海松江区卫计委派下属监督所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,捣毁一个助孕特大窝点,总案值199万元,现场发现恒温箱内写有父母姓名的胚胎4枚以及液氮容器受精卵6枚。这起突击检查查获的助孕现场结果,自然是上海助孕市场的冰山一角。2015年,上海有48000多对不孕不育的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,其中38000多对做了试管婴儿。而根据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《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》,国内不孕不育治疗失败率占66%,按此比例推算,最终不孕不育比例是13%左右。这其中,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助孕的方式迎来孩子。

  值得指出的是,虽然中国官方禁止助孕行为,且国务院在人类辅助生育技术方面的规定明确了“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,严禁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”。但是,该规定的法律层级并不高,也只是约束规范医院和医生,不能约束中介。此外,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“关于修改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的决定”,这部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删除了此前讨论稿中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;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”的内容。所以,在“二孩政策”出台的背景下,中国法律对待助孕的态度似乎有了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,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就曾表示,参议的代表委员们认为,助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问题,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,进行认真论证。

  从需求上来说,在不孕不育的父母看来,助孕近乎绝境逢生,完全是一种硬需求、强需求;从技术上来说,在上世纪7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有了实质性突破之后,医学上的问题已经很难成为问题;从方式上来说,商业助孕是目前最为主流的方式,不过因为法律配套的缺乏,由此引发的权责不清问题十分严重。技术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伦理变革的重要变量,助孕问题在中国,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困境,几乎也是全球性的困境。

  具体到困境的类型和表现,可谓纷繁复杂。譬如,助孕过程中,助孕妈妈和委托人之间的权责的边界在哪里?假如助孕母亲无法割舍对孩子感情,拒绝交付孩子,或者孩子降生后被发现有重大疾病、残疾,委托人拒绝接受,这里都需要给予明确;另外,助孕婴儿与助孕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的,彼此是否有知情权。甚至,有些助孕母亲多次助孕,如何避免血亲混乱。此外,助孕的商业化操作,中介的权责如何界定,在目前曝光的多起助孕纠纷案中,中介的操作行为弹性极大,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。

  当然,必须要指出的是,在助孕问题上,纠结于“合法化”一点进行讨论,可能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。从“非法”到“合法”,并不能仅仅考量舆论呼声或技术因素,而需要针对一连串的伦理法律议题进行辩论。在这个过程中,既要考虑新政策与我们原有法律体系的兼容度,又必须要具备可执行性。就目前来说,上海市有关部门的打击举动,我们很难说有什么不对,但很显然,依靠这样的打击,除了增加委托助孕者的成本,提升助孕市场价格之外,恐怕不会有其他实质性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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